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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陈伟廉（简单心理认证·心理咨询师）

(相关资料图)

C女士是一位中年女性，她的女儿正在读大学，有物质误用（substance misuse）以及其他精神障碍。

为了拯救女儿，C女士辞去了自己的高薪工作，希望能每天陪伴她。此外，C女士平日也会在家里主导一切的节奏， 基本上，如果她觉得那件事情需要完成，她就强烈地想要全家人立即配合然后做到。

她要求女儿汇报她去了哪些地方、跟哪些朋友相处，并对此进行评论。

当知道女儿有物质误用的习惯时，C女士感受到极大的愤怒和失望，更曾激动得打了女儿一巴掌。

图/Unsplash

从外人的位置看，这可能是一个很典型的为家庭牺牲的母亲，甚至可以得到很多家长的共鸣。

然而，如果C女士的拯救行为不但没有帮助到女儿，却令自己失去原有的生活及精神状态，这可能已属于”共依附”的范畴。

什么是共依附？

“共依附”（co-dependency）一词最早由精神分析师卡伦·荷妮提出，并常被发现于有物质误用背景的家庭里。

当中的原因是，共依附者有需要在他人身上获得安全感的特质，他们很容易在有危险情境的家庭里受到激化。

家人的情况会强烈地触发他们的无助感，令共依附者急需通过各种“共依附行为”去应对这份焦虑（包括过度地操控家人的生活等）。

图/Unsplash

Dear et al.（2004）综合了四个普遍的共依附者行为，它们包括：

习惯长时间关注着他人

为别人牺牲自己的需要

难以体会自己的情绪

导致人际关系上对他人的操控与冲突

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看，共依附行为是依靠他人的改变，去填补自己无法承受的失落感（陈伟廉，2021，p. 6-7）。 相比于客体成熟的爱，共依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自恋，其投注点在于内里贫乏和虚弱的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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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依附者的防卫机制

1. 理想化

共依附的 最根本防卫机制是理想化。

理想化是一种全好的投射，通过 将重要他人理想化为全好的客体（all-good object），共依附者就能内摄一个与之对应的全好的自体（all-good self）， 以将生命里所有坏的感受都排除出意识之外（例如“你好我就安心了”）（Klein, 1946）。

图/Pexels

共依附者在童年时，通常同样被自己的父母期待和控制着， 自己必须是全好的，不然就会遭受贬低或惩罚， 以至于承受着被抛弃的巨大恐惧（例如典型的惩罚语句——“不听话就不要你”）。

当共依附者面对着要被抛弃的痛楚时，他们往往需要将自身莫大的攻击性分裂出意识之外，而把眼前的父母理想化为全好、全对（例如典型的“天下无不是之父母”），以此逃开被抛弃的可能。

当他们的父母是全好时，听话的自己因此便能同样是全好的， 这对组合将成为共依附者日后最重要的内部心理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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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因为成长的因素，共依附者多少会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完全听话的孩子。由于永久地失去了全对的父母，全好的自体也无法再内摄回来，共依附者会有种难以形容的空虚感。

为了重新体会理想化的客体关系， 共依附者在成为父母后，便会通过让自己成为全好、全对的父母，而将全好的自体投射到自己的儿女上（即对儿女进行相近的养育方式）。

只要他们能够与儿女保持着旧有的理想化组合，他们便能重新把全好的自体内摄回自己身上，而令自己感到从没有失去过它。

因此，共依附者之所以经常感到整个世界像要瓦解一样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，不只是客观上的危险（例如物质误用）， 而是每当家人不符合其理想化的幻想时——他们将丧失自己全好的自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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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这理想化的幻灭过后，他们所曾经分裂出的对父母的攻击性，将会突然返回自身 ；这些强烈的、被分裂出去的对父母的恨，往往会伴随着强烈的罪疚感 (Klein, 1946)—— 共依附者将会发现，他们所爱的全好父母，原来同时亦是他们所深深恨着的人。

此时，巨大的罪疚感， 将会令他们陷入被迫害的焦虑里，形成共依附者经常体验到的无以名状的无助感。

（共依附者的求助过程，往往都是始于对理想化的恢复尝试，即期盼咨询师把过去全好的儿女拯救回来，拒绝探索自身的心理世界......）

2. 投射性认同 在理想化之后， 共依附的第二个主要防卫是投射性认同。 投射性认同是由克莱因提出的概念，意思是 将自身不想要或仇恨的部分，投射到外在的客体上，并通过认同去控制它（Klein, 1946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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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共依附者承受巨大的被迫害焦虑时，他们会把被迫害自体投射到儿女身上，并通过认同儿女此刻正处于水深火热中，藉此来再次认同和控制这份焦虑。

由自身投射出去的迫害性焦虑，经常会将有限度的客观危险，看成是无处不在的无限危险，导致他们必须持续地去拯救儿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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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射性认同虽然能将焦虑投射出去，以避免过于强烈的潜意识冲击， 但它同时会令共依附者无法思考，无法理解到自己的心理过程。

基于它是朝外的投射，共依附者往往会陷入一种没有心灵（而只有他人）的状态里，亦即“他好，我才会好”。

（在临床工作上，如果咨询师过于认同共依附者的防卫机制，可能是因为咨询师自身潜在的共依附倾向——共依附者家人同样激起了咨询师的拯救愿望......）

3. 见诸行动 见诸行动是指必须要将潜意识的冲动付诸实践，它以实时的行动去代替记忆，从而避免在内部世界体会到它们（Freud, 1914）。 当被迫害的焦虑被投射出去，共依附者将体会到家人陷于极大的危险，因此它又会以无助感的方式再次被内摄回来。 图/Unsplash 为了排解这份无助感，共依附者可能会感受到非常的急躁，继而是愤怒—— 他们希望以任何的直接行动，去直接改变这个危险，而形成见诸行动这第三个主要防卫。 这时，如果儿女涉及到现实的困难，例如财务问题，家人可能会以付诸行动、未有深入沟通的方式，直接替他们偿还金钱，希望能够将无助感扑灭。

这将形成共依附者最常见的模样，即自觉爱着儿女的父母，一直要 无止境地去拯救他们， 但内心其实带着很多见诸行动式的急躁以至愤怒，希望此刻就能改变到儿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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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它是一种以外在行动去扫荡内在无助感的防卫机制，这往往会导致自己的心理现象得不到解决。

（共依附者有时会以非常强烈的无助感，去投射进咨询师的内部世界，想让他们去替代自己实时行动。 如果咨询师过于认同无助感的投射，可能会同样有非常迫切的无助感受，自觉亟需要去做一些事情，因而忽略了共依附者存有的内心世界 ......）

4. 贬低 贬低是理想化的对立面。 当存有理想化时，因为有着高度的盼望和幻想，只要在它受到动摇甚至是破灭时，为了保存理想化的客体不被破坏，我们便需要将全部好的感觉分裂出意识之外 (Klein, 1946)。 图/Pexels 在共依附的初阶段，当理想化受到动摇时，大部分的仇恨和攻击性会先被投射到物质误用上， 目的是为了保存投射在儿女之内的全好感觉 （例如“如果不是毒品，我女儿品格是很好的”、“我儿子从小很善良的，是那些朋友教坏了他”）。

将仇恨转移在物质误用上（成为迫害性客体），是为了让巨大的仇恨不会摧毁到内心全好儿女的影像，以感知到那个所爱的儿女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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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当被迫害的焦虑已到达顶点时，共依附者自觉为了拯救儿女，自己已经遍体鳞 伤，他们或许会感到已经永久地失去了爱的自体，感到理想化已经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（例如物质误用始终没有被消灭）。

这时，他们将会把不能忍受的失落与仇恨，直接释放在不愿改变的儿女身上（例如一直侮骂儿女）， 相信最终是全坏的儿女消灭了他们全好的儿女——因而想通过消灭前者而拯救后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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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往往也是共依附者面对的最剧烈的冲突——可能还会涉及到家庭暴力。

各种风吹草动，可能都会非常轻易地触发到共依附者大起大落的希望与失望感。他们将会经历不稳定的心理状态，容易游走于理想化与贬低的两极间。

（在临床工作上，如果咨询师无法体会到共依附者的失落感，就可能会做出互补性的认同，不知不觉参与了共依附者的贬低机制，例如 “ 你做得对，真的不用对 他太过上心”。）

咨询师如何应对共依附者

为了更好的呈现共依附者的心理历程，以下是我与C女士的一个临床片段：

在多次来访后，C女士的面容都有所变化，好像更加自由了。她表示，这星期自己在回忆自己的成长，也突然看到周遭的环境，开始想尝试去享受，也感到时间慢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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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表示感受到了她所体会到的温暖和平静，C女士说是的，并觉得有这份平静就能更好地与女儿沟通。

然后，C女士开始分享道，她与母亲的关系十分复杂。 小时候，她会常被母亲掌掴，经常被母亲要求和全家人靠在一起（例如所有假期都要与家人度过，全家人都不能有私人空间）。

长大后，所有儿女最后都功成名就，所以她被迫要认同这种养育方式，不然就会为自己所拥有的成就而感到内疚。

她一方面心底里厌恶母亲的控制（有很多年拒绝与母亲见面），另一方面，却体会到自己就像母亲，而女儿则好像以前的自己。

女儿的不听话，某程度象征着C女士想要但无法拥有的距离，所以她必须要消灭它—— 如果她容许了女儿与自己有距离，即她承认了自己其实渴望与别人（母亲）有距离，这会让她想起自己对母亲真实的恨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内疚感。

这种对母亲的攻击性的折返，令C女士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，去理想化（专制的）母亲，或是理想化（听话的）自己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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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可能会感到自己所爱的一切都看似崩坏了， 当儿女愈来愈有独立思想时，她就感到失去了熟悉的一切，失去了所有理想化、全好的客体和自体，并同时受到攻击性折返的摧残。

就这样，她便强迫性地要去记起听话的女儿，并且拒绝去消化女儿和自己其实是有着复杂的爱和恨的事实，从而躲避因恨母亲所产生的内疚感。

当时，我诠释：“也许，你曾经也感到与母亲很近，很近，近到好像你没有选择可以去说‘不’。我想象的画面是， 可能你前一天被掌掴完，后一天就要好像很开心地与家人在一起，可能你当时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。”

C女士流下眼泪，安静的说 ：“是的......现在的转变，我希望可以延续下去。 以 前，我 会因为母亲的性格 而长时间拒绝与她 见面，憎恨她。 但到最近， 我发现自己开始接受母亲的好。 也许，母亲是在经历现在我的感受，而女儿是在经历我从前的感受。我会想，女儿也能慢慢体会到她自己的孤独感。”

图/ Un splash

结语

与共依附者一起工作是一个艰深的过程，因为他们巨大的无助感，往往会令临床工作者同样陷于无助。

希望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与临床经验，能够为临床工作者与共依附者找到一个共同经验的容器，让治疗室里的两个人有真诚相遇的时刻。

*文中案例及个人信息，作者已模糊化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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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伟廉（2021）。《互累症·反思的爱》。香港：明爱乐协会。

https://caritaslokheepclub.org.hk/wp-content/uploads/2022/03/明愛樂協會53周年活動-互累症%E2%80%A7反思的愛小冊子.pdf

Dear, G. E., Roberts, C., & Lange, L. （2004）. Defining codependency: A thematic analysis of published definitions. In S. Shohov （Ed.） Advances in Psychology, 34, 189 - 205.

Freud, S. （1914）. Remembering, repeating and working-through. SE, 12, 147-156.

Klein, M. （1946）.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.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, 27, 99–110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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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 防卫机制 投射性认同